綜觀全球過去70多年暴增25倍的GDP總量，我們也可以從台灣經驗中，找到幾個時間上的節點，細微地探索推動成長的關鍵因素。
積體電路在1958年出現，企業多數只是利用積體電路提升自家產品的競爭力，在1971年英特爾（Intel）推出4004的微處理器之前，都還是茶壺裡的風暴，而美日等國都是上下游垂直整合，從產品設計一路做到設備、材料與生產製造。
1970年代，半導體的鐘聲從矽谷遠揚，敲醒了長睡的大地，也成為之後網際網路與數位革命的基礎。飛捷（Fairchild）、英特爾，IBM、惠普（HP）車庫、蘋果（Apple）賈柏斯的故事膾炙人口，美國科技人志得意滿之際，來自東亞的新興工業國家也沒有閒著。
剛退出聯合國，與美日斷交，同時受到石油危機、通膨、嬰兒潮威脅的台灣很早就起步，先在1974年組織了RCA計畫，第一批種子團隊成為台灣產業界的英雄，而以宏碁、神通為首的電腦公司，則從仿冒的電動玩具、Apple II學習起如何經營科技公司。
1973年成立的工研院與1980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讓新世代科技業有了定錨的基礎，源源不斷的新技術、沒有後顧之憂的生產條件，以及來自台清交成等經歷過嬰兒潮、威權時代，勤奮又守秩序的台灣名校畢業生，結合海外歸來的學子，共創了以代工製造為主的台灣科技業奇蹟。
基礎科技更為雄厚的日本，先以家電、隨身聽（Walkman）風靡全球，並在1976年由8家公司籌組了「半導體產業協同組合」，以英特爾等矽谷領先大廠為競爭標的，4年內開發出幾千個技術專利，亦步亦趨地成為美國之外的另一股勢力。之後就是日本後來居上，英特爾轉而專注微處理器，放棄記憶體事業的故事了。
落後的美國在1985年以廣場協議、半導體協議迫使日本開放市場，透過政治力的影響，美國看似扭轉了美日之間的競爭優劣勢，但更慶幸的是給了台灣與南韓半導體公司發展產業的一扇窗。
不同於台灣由政府主導、半官方機構助攻，中小型新創電腦公司創建產業發展基礎的模式，南韓由大企業主導的半導體與科技產業，強的是品牌、前端技術，弱的是供應鏈、生態系與需要靈活身段的IC設計公司。
從1980~2009年的30年間，全球的GDP總量從1980年的11.3兆美元，暴漲到2009年的60.8兆美元。這增加的將近50兆美元也與「全球化」大運動息息相關，這個階段的大跨步，更普遍性地帶給人類不曾有過的繁榮與幸福感。
因為全球化效益的驅動，台日韓也是全球化時代最大的受益者，這幾個東亞國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一方面享受科技成長的果實，一方面也是創造價值，並成為財富重分配的天選世代。
如果用歷史的縱深去理解世界改變，那麼2009年可能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分水嶺。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之後，中國的國勢如日中天，那一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經濟卻深陷次貸的金融危機中。
2008~2009絕對是一個轉捩點，中國人自信爆表，挑戰美國霸權的企圖心不只是私下談談，甚至在中美高峰會時成為兩國元首對話的內容。2011年APEC高峰會時，歐巴馬已經跟胡錦濤說「中國必須在國際規則底下參與遊戲」，接任的習近平說：「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納中美兩國」。
中國人志得意滿，但不久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才說：「如果你不坐上餐桌，你就可能變成菜單的一部分」。在世界霸權的爭奪戰中，頂尖大國的領袖對話既是遊戲規則，也充滿了競爭的機鋒，更暗示了各種發展的可能性。
為擁有近40年資歷的產業分析師，一手創辦科技專業媒體《電子時報》（DIGITIMES），著有《矽島的危與機》、《東方之盾》、《斷鏈之後》、《科技島鏈》、《巧借東風》、《西進與長征》、《出擊》、《電腦王國ROC》、《打造數位台灣》、等多本著作。曾旅居韓國與美國，受邀至多家國際企業總部及大專院校講授產業趨勢，遍訪中國、歐美、亞太主要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