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差異性」與「共同性」反思更好的台灣

從出生到現在，我的一生有6成時間在台灣、4成時間在美國(大部分在矽谷)，來回兩地，在不同文化中經歷讀書、就職、再到孩子的教育，也在不同文化衝擊中思考，直到最近幾年才慢慢理出一個頭緒，原來兩個文化針對「差異性」與「共同性」的認知和應用有根本的不同。

1. 對人─台灣要求共同性；美國尊重差異性

台灣的教育要求每個孩子從小用同一種標準、塑造一個智育優先、德體群為輔的菁英教育制度。而在智育當中為了滿足每個領域的需求，無視每個孩子的差異性、要求每個孩子每一科都同樣重要，都要成為每個領域的專家。

同樣地到了職場，無論是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或是 PM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Development)，台灣大多數的公司，繼續無視每個員工的差異性、要求每個員工、每件事都用同樣的方法，也用同一種標準評論人，只重視菁英和因為避免麻煩所進行的齊頭式平等。

1980年初到了美國、從念研究所開始，打開了我不同文化的視野，柏克萊和我的指導教授讓我看到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我的各國同學也讓我學會尊重不同的文化和特殊的專長，並且了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真締。

進入美國的研發職場後，更看到大多數同事以專業差異、適才適任的能力，即使很小的組織，也能發揮極大的功能。

2. 對事和議題─台灣容易各持己見、在同中求異；美國重視解決問題、在異中求同

這些年，因為政治的開放和競爭的兩黨政治，幾乎所有的議題討論(包括非政治議題)，每個人都學會堅持己見，每個議題討論都像辯論會的正反兩方，永遠沒有交集和共識。相對於對人要求同一種標準，這些各持己見的思維更顯得錯亂和諷刺。

相反地，美國歷經幾百年的民主政治，很早就學會在異中求同。在教育和職場中，因為了解每個人的不同，為了解決問題，更加強學習如何在異中求同。我親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在美國念高中、大學時，在極度個人主義的環境中，竟然學會也很會跟不同背景、文化的同學相處合作，令我瞠目結舌！而我在美國職場也相處過一群牛鬼蛇神、自我意識強烈的同事，在分裂的組織下、竟然也能夠透過系統和管理彼此合作。

「差異性」與「共同性」是每個國家、文化共同具備的現象。如何正確地、客觀地運用在對的地方，是每個人和國家能力的表徵，也是每個人和國家最重要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