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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與政府政策

現在半導體業又面臨一個關鍵時刻,“more Moore”與“more than Moore”齊頭並進。應用材料

在我進入半導體行業後讀的第一次份產業報告中,當時全世界DRAM的廠家尚有26家。有些現在產品線早已移轉、在半導體業界鮮有聽聞的如沖電氣(OKI)都還在列中,NEC、Toshiba雖然已過其「花團錦簇、油烹鼎沸」的峰期,猶高居2、3名。

曾幾何時,市場上碩果僅存的不過3、5家。類似的趨勢全面性的發生在半導體的每個次產業,包括代工、設計等。基本的原因很明確—半導體是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藉科技創新產生新經濟價值,也是產業內競爭的主軸。當研發經費不斷攀升,只有營業額足夠支持持續投入新技術研發的公司才能夠存續,這是為什麼半導體業內不斷產生合併、收購等加大企業規模的主要驅動力。

2017年半導體公司研發經費前10名無一例外的都在17億美金以上,做為龍頭的英特爾更超過百億美金。相較於此,記憶體公司在2000年初前五大記憶體公司每年研發經費在3~5億美金之間便足以持續在領先群中不掉隊。

台灣在2000年初代工已穩居全球第一,而DRAM的總產量亦居世界第二,僅次於韓國,在2009年達到顛峰,此時台灣在世界半導體產業的位置可能是歷史上最佳。但是台灣個別DRAM廠的規模都太小,無法從自身的常年平均盈餘中,擠出獨立製程研發的經費。只能依賴與國外廠商的技術移轉或共同研發合作,而這樣就會進一步削弱自身獲利能力。

台灣記憶體廠商其實早已自覺到規模經濟不足的缺點,於2000初發起共同研發聯盟(Advance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Research Organization;ASTRO),冀圖藉群體的力量形成研發的規模經濟。可惜此時的政府已不是當年在豆漿店指點產業江山的政府,主觀上也認為半導體已是成熟產業,毋需政府介入。兼之有已達自主研發經濟規模的公司表達不同意見,致使研發聯盟功虧一簣。

等到2009金融風暴後,台灣DRAM產業迅速滑坡,那時再談TMC為時已晚。如果當時政府能有正確的作為,讓DRAM產業維持研發的動量,今日韓國也無這等餘裕將記憶體營運的鉅額盈餘挹注到代工部門發展,威脅台灣的優勢項目。

台灣的DRAM產業敗在個別公司的規模經濟不足,也敗在政府的無所作為。而DRAM產業會最早遭受高科技產業規模經濟效應衝擊的原因是在2000年以前DRAM都扮演半導體產業中technology driver的角色,是以受害最早。不信?想一想台灣現在半導體產業習以為常的12吋廠、DUV、CMP等技術,那一項不是先由記憶體公司先引進?

半導體因為策略上的重要性,從來都是「政府指導」的產業項目:日本80年代的半導體崛起是如此,韓國半導體公司屢次瀕危又奇蹟式的復活是如此,美國各種“以國安之名”的計畫亦復如此。政策只有直接、間接之別,效果有良、窳之分,但是態度上政府不必自限手腳,因為競爭國家都是這樣子使力的。

過去的事只能說俱往矣,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半導體業又面臨一個關鍵時刻,“more Moore”與“more than Moore”齊頭並進。與之前不同的機遇是發展的方向非常發散,而許多新領域還沒有明顯的領先者。這是一個產業秩序的重建點,也可能會有原先不具優勢的競爭者加入賽局,終成後起之秀。時值十年科技大計制定之際,政府領導、支持產業方向要仔細斟酌,但是態度要積極勇敢。Look, a new day has begun!

現為DIGITIMES顧問,1988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任教於中央大學,後轉往科技產業發展。曾任茂德科技董事及副總、普天茂德科技總經理、康帝科技總經理等職位。曾於 Taiwan Semicon 任諮詢委員,主持黃光論壇。2001~2002 獲選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監事、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