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胡定華先生

先講軼事。我服務的公司座落於旺宏對面，胡先生時任旺宏董事長。有一天我在總經理室開會，驀地裡對面旺宏的排氣管裡冒出一縷白煙。在科學園區中，環、安、衛都是頭等大事，會後我找廠務去旺宏的同行問問，廠務回：沒事，只是試俥時所排放的水蒸汽。但幾天後行業中聽到友廠廠務的八卦，旺宏同仁還是被狠狠的唸一頓，因為胡先生的標準是：連被懷疑汙染的空間也不可以有。這位半導體的先驅自律之嚴堪稱典範，讓以後半導體設立減少了很多來自社會的環保阻力。

和胡先生有機會共事的是在籌設先進半導體技術研究機構 (Advance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Research Organization；ASTRO) 候，時在2000年左右。那時台灣的代工產業已穩居世界龍頭，DRAM的市場份額也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韓國。當時政府的態度是半導體已發展成熟，逐漸減少對高科技的優惠政策，並且在計劃的第二年單方面終止在電子所由政府和民間企業所共同支持的五層後段五層金屬連線製程研發計畫。這終止不僅引發了一支一百餘人研發團隊何去何從的問題，也傷害了台灣甫具雛形的共同研發平台。

當時台灣的記憶體產業整體規模雖然不小，這百分之廿幾的市場規模卻是由四家公司所瓜分，但要支持DRAM的獨立硏發，個別企業要至少占有世界市埸15%以上。以這個標準，台灣每家公司都面臨研發上規模經濟不足的困境。雖然每家DRAM公司在研發上都力爭上游，從最起始的技術授權模式轉換成技術合作研發模式，但對於合作大公司的依賴不能完全去除。兼之flash技術當時已逐漸展露頭角，而其製程與DRAM有綜效，並且浸浸然有替代DRAM成為半導體技術驅動者(technology driver)的角色。雖然台灣記憶體公司及見於此，紛紛都自行投入flash技術研發。但是原先用於研發DRAM經費已捉襟見肘，能投入flash研發的經費更是杯水車薪。是在這樣產業企亟待升級的紛圍下，胡先生領導邀請了五家記憶體公司組成了共同研發聯盟ASTRO，而研究的核心隊伍就是當時被終止計劃的研發隊伍。

可惜這個計劃終因產業內另有雜音以及政府支持不足戛然而止，各記憶體公司研發規模經濟不足的狀況依舊，而此被終止的計劃也是政府大規模支持半導體產業的最後一回。後來有機會與胡先生吃飯時，他每每對此計劃失敗的原因扼腕不已。

2006年DRAM市場高峰期過後，flash製程和DRAM製程與設備的綜效開始發酵，但flash的製程早於DRAM製程近兩個世代。台灣個別DRAM企業既無力獨力研發DRAM，自然更無力發展更先進的flash製程。等到2009金融海嘯一來，台灣的DRAM公司就如同其它國家只做DRAM的公司紛紛陷入財務危機，此時再討論TMC早已無力回天。

韓國政府4月份才發表未來10年的半導體發展國策，毫不掩飾的將競爭標的直指台灣猶有優勢的代工和設計次產業。現在以後見之明來看，韓國是在記憶體產業沒有後顧之憂的狀況下積累資金，將之投入代工和設計，並進一步謀我。如果當年ASTRO如胡先生籌劃順利推動，韓國首先必須回守記憶體，今日的半導體競爭當有另一番的局面。

要感悼胡先生對產業發展的深謀遠慮，以及對產業的勇於領導任事。值此中、美與日、韓科技爭鋒之際，藉此呼籲政府不要置身事外。政府政策領軍是現在科技產業毫不掩飾的常態，政府沒有躲閃的必要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