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說未來的世界只有G2,沒有G20,意識形態之爭,很可能讓所有的廠商被迫選邊站或者布局更多元的生產體系,東協、南亞的勞動力與潛在市場,都成為業者的最佳選擇。為了避免成為兩隻大象爭鬥時的草皮,最好的策略就是創造第三個戰場,並且讓G2都需要自己,而現在的產業結構確實有機會可以讓日本、南韓與台灣廠商在新興市場找到更大的空間。
從協助東協南亞新興國家建構新世代產業鏈的宏觀戰略出發,在中國生產成本逐漸上揚之後,很多公司將生產重心往中南半島移動,基於地利之便,可以從珠三角靠陸運支援的越南北部成為首選,最成功的範例無疑是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之後台商中的鴻海、仁寶等公司也跟進,越南成為繼中國之後,第二個NB的生產重鎮。
產品集中生產,以經濟規模創造效益的模式在過去30年全球化的過程確實被奉為圭臬,製造廠接單生產,也只需要服務NB與手機品牌大廠就可以從低毛利,但高頻率運轉的機制中獲利。進入萬物聯網的新時代之後,多元生產,以及電動車的商機,讓整個產業結構出現了變化的徵候。
全球95%的跨國貿易是經由海運輸送的,而最繁忙的航線就在南海,也因此美國認為中國在南海興建人工島礁,是對全球公海自由航行權的一大挑戰,而鄰近的越南、菲律賓也都對中國的主權宣示充滿了疑慮。
除此之外,環繞著南海地區的東協各國,是個至少有6.5億名年輕人口的大商機,加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至少也有17億人。結合在地市場需求的生產商機顯而易見,而切入東協、南亞市場的兩大入口應該是新興的獨角獸與在地的EMS製造廠。
很長一段時間,矽谷的企業高唱「AI會吃掉軟體,軟體會吃掉硬體」的說法,直到2019年川普說,美國要重新有意義的掌握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大家這才驚覺「供應鏈」的重要性。而上海與中國幾個重要城市的封城措施,更造成中國供應鏈不穩定的現實,分散型生產體系已成為關鍵趨勢。
而超微(AMD)創辦人傑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說「Real man have fabs」更讓大家重新思考過多的資金湧入虛擬世界,反倒造成供應鏈不穩定,就業機會減少的困境,與東協、南亞的獨角獸、電信業者合作,再考慮正在發酵的ESG議題,東協國家也有很大的機會重新布局供應鏈。
風水輪流轉,下一波榮景,也許就在東協、南亞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