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就半導體人才的培養與流動上，您如何看兩岸的發展態勢？
答：人才如果大量移動的確會加速產業的發展。中國大陸目前在美國儲備的人才也很多。他們第一個考量應是愛鄉土，再來就是生活品質，更是著眼的應是長久的前途發展，包括他個人、家人和小孩。但如果現在大陸尚在本土的人一有錢就想移民，顯示他們綜合考量還是認為國外好，大部分應會選擇留在美國。可是只要有某個部分的優秀海歸，也是很有威力的。
當初錢學森等專家回去做飛彈、核彈等，對大陸幫助很大。但軍事或太空航天和商業化高科技製造大有不同。軍事、航天太空它是可以很dedicate或specific的、很手工的打造。那麼俄羅斯在這方面更進步，威力可以這麼強，但高科技商業上�做不過台灣。但你能說它沒有科技實力嗎？俄羅斯它怎麼上得了太空，北韓怎麼可以擁洲際核飛彈呢？米格機某一代也許一輩子做30,000台就好，為太空衛星某功能特定做了1000個特用IC，就夠用30年，但商業化就完全不一樣！旺宏的快閃記憶體每個月就出貨二億多個IC，而且成本、功能又要符合Moore’s Law 的倍數成長與market window的時間競爭。
問：回過來談台灣，您曾提出雙語實驗中學、國防役等許多關鍵性政策，帶動了產業發展。現在許多年輕人做軟不做硬，半導體業僅少數能高額獲利的公司尚可吸引到一流人才，其他公司人才招募很是艱困。如果半導體人才庫沒有新血，恐怕影響到國家競爭力。您怎麼看台灣的人才問題？
答：為什麼年輕人要去做軟體，一定是評估過今後應是軟體業較有前途，認為做硬體較難出人頭地。就算台積電薪資很高，但他後來想一想在整體上還是覺得軟體有前途，政府也在政策上大力倡導，所以勢之所趨也難怪。現在去作半導體的硬體像是早期去那已經成形但又尖端的機械業，如航太或汽車業，感覺得在已經成熟的體系裡爬很久，成形但仍要求快速有研發進展的產業對新人而言就特別辛苦，很難勝過師父，也就很難跳躍式的出人頭地。
軟體和硬體的遊戲規則不同，做軟體的較接近終端產品也更接近市場及應用面，是可以比較跳躍、刺激，框架很少，更有機會一下就暴升上去了。年輕人自然喜歡，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在矽谷、歐洲、及大陸也一樣。吸引人才的唯一解方是工作及成長要趨向軟硬合體。
至於國家講政策也是面臨兩難，要倡導新的產業但也更不該打壓已有的模範生。像美國，最好的高科技人才大都在矽谷，大都也是去做軟，像Intel這類硬體廠，是很刻苦的人才願意去。傳統硬體高科技廠商也得發展硬中帶軟，使軟體寄生在其龍頭硬體之上，軟硬合體才相得益彰。終極而言，沒有什麼純硬或純軟者，都得軟硬合體才是正途。
我們硬體已在打奧運，只是比較沉悶，如果國家不給他大力資源，看到他已經名列前茅就不給資源了，結果硬體下去了但軟體還沒起來，那是自毀長城。台灣硬體如果退後，會退無可退。那怎麼辦? 對硬體及製造產業，政府應該用財稅鼓勵，像以前的投資抵減，更引導軟硬合體，其他倒不用主動關懷、主動推動計畫，被動給財稅鼓勵就很好了。廠商有了財稅鼓勵，為了生存下去必然全力發展軟硬合體，用各種工業4.0、AI技術做最適合其生存的投入。
問：您認為台灣政府應該如何鼓勵產業的創新與新創？
答：台灣是一個小國，可以參考以色列和荷蘭。以色列新創能力很強，那是因為他們年輕人基礎數、理、化等學養非常堅實，而且不是中、台、日、韓的那種填鴨考試方式的強。他們沒有台積電，旺宏、聯電、日月光式的量產能力，就只有新創，現在也面臨創新人才缺乏，薪水比歐洲貴三倍還請不到人。至於荷蘭，很多荷蘭人覺得荷蘭是他的老家，雖然在海外打拼但錢都會回去，因為他們最後都會回到家鄉退休。荷蘭國家實體雖小，但世界各地卻是他力量的延伸。
台灣海外大老闆資源重回到台灣，怎麼誘導他把錢拿來在台灣作高科技投資，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以色列的問題是，沒有人願意在當地造工廠，不穩定的戰亂是因素之一，所以穩定和平非常重要。還有一批以色列人開公司做一個賣一個，專門做新創。那就看我們台灣年輕人的能耐，第一個要有真本領，第二也要會包裝。很多以色列公司setup就是準備賣的，不是準備量產上市。其實以色列也非常羨慕台灣過去四十年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模式，很能落地量產。
我們國防役是將人分發到產業，以色列則是集中去發明最先進的科技，退役後可以將技術和國家分享。有人質疑這攸關國家安全怎麼可以給你，但真這樣想就不可能有經濟發展，所以要分辨有哪些技術可以license給發明人，願意開放那些技術，做為基底去開發商業技術。反觀台灣，公務員受到諸多恐怕所謂「圖利他人」的侷限，常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消極以對。可以參考一下以色列的法規怎麼作。
我覺得以色列或荷蘭有些典範可以學習，然後看看我們自己的體質該怎麼適應。台灣的創新確實需要改進，有的地方血脈不通，有的地方實力不夠，有的地方不夠開放，有的地方不夠深入。例如以色列國防役，他們是挑菁英，而台灣問題在於是否具備辨識人才的本事。像我們旺宏不像台積電一樣長期高獲利，可是我們要怎麼跟台積電競爭人才。我們挑人就是要多費些心力來辨識「和氏璧」或「撿遺珠」。台積電或聯發科的可以運用傳統徵才的手法海選學歷亮麗，一表人才，應對得體的年輕人，這種情況選才在統計上是有效力的。但也不一定能儘收天下璞玉專注於做事，要有硬功夫的。
問：如果半導體產業靠研發抵減等被動式政策支持就好，那麼前瞻大型計劃，如果不是國家帶頭做，那麼由誰來推動？
答：這個就讓學校和研究機構去做。當然從國家的角度，還是需要國家帶頭來作前瞻研究型的投資。Pre-competitive階段可以由研究學術或機構做，結合不同企業一起合作，等到較有搞頭可以預見商業競爭的時候，企業各自拿回去作技術發展及產品設計。我們企業就把這些研究高人聘進來。新計畫再由新生代去做，生生不息。假設有500個青年人投入量子計算研究，5-10年後研究機構留下100人，其他400人去公司，研究機構可以再聘任更新一代的人。這種做法也讓學校和研究機構虎虎生風，拿到國際上它們也有學術深度的credit。
我們現在有點本末倒置，常要求一流研究型大學做「產學合作」，聽命於產業界或向產業界求個服務工作項目。一流大學理應是要領導我們，應該要跟業界有gap。產學合作應該跟科技大學合作。若硬逼一流研究型大學產學合作是把他拉下來。美國NSF相當於台灣科技部，他們絕對不提供資金給矽谷公司相關的產學合作計畫來輔導廠商。所以最需要的是國家幫我們建立環境(解決五缺問題)、設立一流研究型大學，又讓我的股東投資減稅，我就會有資本，讓我們自己用資金買設備及去雇人。不過台灣科技部比較特殊，它一方面要照顧科學園區，又要照顧學研機構，有兩面任務，似乎易於整合但也難免失焦。黃逸平/專訪，賴至巧/整理
DIGITIMES副總經理。美國壬色列理工學院(RPI)電機碩士暨台灣大學國際企業所博士候選人，曾帶領DIGITIMES研究中心，並擔任多個政府及企業委託之研究顧問專案主持人，關懷多變局勢下的台灣產業發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