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天下大勢(6)：台灣與新加坡半導體戰略對比

半導體產業能在台灣開花結果，其實是個美麗的偶然。1970年代的台灣風雨飄搖，退出聯合國，與美日斷交，產業仰賴的是加工出口區的廉價與優質人力。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在參加RCA計畫之前，就是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第一個做二極體，且在台灣成為第一家上市電子公司光寶創辦人宋恭源也是，他們都是在那個困難的時代，成為產業發展的英雄與見證人。

第一代參與RCA計畫的前輩都成了英雄，1980年代，日本在廣場協議的壓抑下，給了台灣與南韓半導體產業上的發展契機。基本上，台灣的半導體業是本土型產業，所有的戰略思考可以專注於台灣的競爭力。

新加坡則不然，新加坡一方面把製造業維持GDP在25%以上當成國家目標，小國寡民的新加坡，要發展科技產業必定要仰賴外力，基本上台灣是因為成果豐碩，各國爭相禮聘、邀約，是「Inside-out」的產業議題。

新加坡沒有本土工業，卻有9座晶圓代工廠，這些來自海外的企業設廠，基本上是「Outside-in」，但不能說新加坡半導體業是「無根」的產業，新加坡的貢獻在於「把公務當成商務在運作」，政府的公共服務就是貢獻，也創造非常傑出的產業價值。

李顯龍說：「新加坡將在中美兩強中找到最恰當的平衡」，一旦政治上取得平衡，就可以取得在商業、經濟上最大的利益；而經濟上的連結，也可以促使新加坡以小國周旋G2兩強之間。但新加坡行，台灣為何不行？限制在哪裡，不如新加坡的內涵是什麼？

台灣受到中國制衡，導致政治上的分歧與不安定，外籍學生、人才流入的意願、數量都受到影響，特別是東協的華人，在2000年以前並不喜歡剛從動亂中脫胎不久的中國。

2000年之後，兩岸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同時，中國採取更開放的外資政策，但台灣卻開始「Inward-looking」的政策，爭執台灣是不是華人的政府，讓華僑不再視台灣為母國。

在大環境的現實下，台灣只會愈來愈小，連召募海外工程師、學生都受到影響。相較於新加坡的務實，台灣似乎很不識相的與國際大潮背道而馳。

台灣能找到與國際結盟的可能方案嗎？全球唸電機、資工的科技人才是有限的，而台灣是最成功的典範，只是缺人、少地的台灣，真的能夠再創奇蹟，更開放、具前瞻視野的產業政策將會是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