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中，美國的角色

「全球化時代」應該從1960年代算起，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雁行理論亦步亦趨地發展工業，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少見的經濟奇蹟，而1990年蘇聯解體之後，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之前，則可以說是「全球化」最美好的時代。

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的大手筆震驚了全世界。2009年時，中國GDP超越日本，本土市場開始養出超重量級的獨角獸，阿里巴巴、騰訊、華為成為全球吹捧的對象，也開始以「高鐵」為核心發展基礎建設，到2023年為止，超過4萬公里的高鐵成為近代史的奇蹟。

中國人志得意滿，開始高唱「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納中美兩國」，甚至試著把南海、東海、黃海變成中國可以控制的內海。原本對中國發展採取樂觀其成態度的美國，開始重新思考美中關係。

形之，敵必從之

世界級的大國，都以霸權心態面對國際關係（或者分工關係），美日之間的廣場協議、半導體協議，打破傳統的框架，也讓台韓有機可乘。

現在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形成，我們可以從供應端、需求端看到美中貿易大戰中，美國的角色，也可以從日本政治人物的因應方案中，試著參酌、發展出台灣的國家戰略。

日本前經濟大臣甘利明說，日本要從供給端理解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力，而台灣正好是真正擁有供給端優勢的國家，但社會、媒體、政治人物真的理解「供給端」可以帶來的優勢與效益嗎？

銳卒勿攻，餌兵勿食

網通、伺服器、高階晶片、半導體設備，甚至未來的車聯網、電動車都將是「木馬屠城」的載具、通路，台灣如何理解與選擇國家戰略？美國商務部堅持NVIDIA晶片必須受到限制，NVIDIA設計專為中國市場需求的晶片真的可行嗎？還是僅僅是向資本市場、美國政府交代的工作呢？

對台灣而言，從一開始的代工，進化到供應鏈，以及未來整套的價值鏈，演化的過程豐富多元，也充滿著風險，如何激勵優秀的人才繼續奉獻。

我們明白「風行草偃」的道理，如果在上位者言不及義，如何期待社會上行下效呢？如果社會、媒體不討論這些事情，政治領袖仍然會一如既往的拜廟，空談土地糾紛、ECFA的是與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