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還是人才該選擇什麼樣的企業？

科技人才短缺，不止台積電、聯發科到處搶人，大學校園也在討論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為「未來」的社會所用？但我更關切現在的人才，20年後會不會為了今日的選擇而後悔，我們又如何從過去的產業發展歷史推演未來社會結構與企業的人才需求呢。

產業的創新來自延續性的創新與破壞性的創新，從延續性的創新思考台灣的問題，台灣風險不高，但也因為台灣在過去的經營模式上已經「熟成」，創新的動能不足，很可能是台灣未來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

如果我們說「成功的公司最大的風險是他們不會犯錯」，那麼台積電、聯發科這些公司應該如何思考破壞性的創新，或者遠眺未來10年、20年之後的人才需求，而不是汲汲營營於今日的財報與經營指標。當台灣公司侃侃而談ESG時，主事者、核心幹部或者即將進入職場的年輕人，應如何理解社會與企業、個人之間的落差？

2000年不僅僅是兩個世紀之間的分野，也是產業發展非常關鍵的分水嶺。2000年3月開始的網路泡沫，讓大家回歸現實。2001年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台商的工廠往中國移動，量產製造成為台灣產業擴張的核心議題。

2007年上市的iPhone是另一波的高潮，蘋果(Apple)幾乎獨佔手機產業的利益，台商只要專注服務以「蘋概股」為核心的事業，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但iPhone帶來雙向互動，不僅影響了消費行為，也讓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開始成為全球主要的市場與供應鏈的要角。

過去台灣人只要在成本控制與效率精進上有所貢獻，就可以說是個「人才」。但2009年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經濟大國，中國也不甘屈居他人之後，從天河超級電腦到北斗衛星定位系統、量子技術、人工智慧無役不與，也都著富成效，並以大基金全力搶攻半導體產業的戰略高地。

習近平說「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納中美兩國」，但美國的反應比較像是「睡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中美之爭從川普之後趨於白熱化，也形塑了下一代產業發展的框架。

我們已經預期區域化的市場、分散型生產體系興起，而軟硬整合、在地商機，甚至資本籌措的模式都會出現劇烈的改變。如何讓工學院的學生理解世界的改變，如何讓商學院的學生理解科技產業的運營模式，都將成為跨界培養人才的基本理念。

我想起劍橋大學的史學家Eric Hobsbawm說，劍橋是培養領袖，而不是培養專家的地方。張忠謀說，哈佛的大學教育讓他有了基本的價值觀，麻省理工學院這所名校很沒趣，但卻給了我生存的技法；至於拿到博士學位的史丹佛大學，是個比較愉快的學習過程。也許，張忠謀到史丹佛唸書時，已經是30歲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主管，他更瞭解管理的價值，並豐富自己學習過程中的體驗。

開頭的命題，其實是來自社會綿綿不斷的創新需求。看似相反，但其實是事情的一體兩面，未來可能殊途同歸，我們得讓下一代的年輕人知道這是社會的常態，也讓他們進退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