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5日，媒體報導美國德州大學教授John Goodenough過世消息，享壽100歲。第一次注意到Goodenough是在201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該年度諾貝爾化學獎，表彰3位傑出科學家在鋰離子電池研究的貢獻，而Goodenough與來自英國的Stanley Whittingham以及日本的吉野彰，共同獲得此殊榮。首先我注意到的是他的姓氏，他要如何地介紹自己？I am Goodenough？其次是他得獎時已高壽97歲，是歷屆諾貝爾得主中年歲最長的一位。Goodenough在鋰離子電池最基礎的貢獻，完成於1970～80年代，也歷經40餘年才終而獲獎。事實上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中，有人是因為不幸離世而失之交臂。其中最令人扼腕的是在2000年的物理獎，頒給IC的發明人Jack Kirby，而另一位共同發明人Bob Noyce卻已於1990年，在美國德州住家，游泳時心臟病發去世，享年62歲。因此，Kirby在諾貝爾委員會的官方文字記載的是「for his part in the invention of integrated circuit」。鋰離子電池因為鋰是最輕的金屬，且又是在週期表上第一族的元素，有著相當高的電化學反應活性。相較於傳統的鉛酸及鎳氫電池，以鋰離子及電子作為電池內部導通的電池，有著輕量化及高能量密度的優勢，所以廣泛地使用於行動裝置及電動車，甚至於儲能系統。第一個鋰離子電池雛型是由Whittingham於1970年所提出，當時是以鋰金屬作為負極材料，而以金屬硫化物作為正極材料。由於鋰金屬的活性，電池相當容易燃燒爆炸。Goodenough改用金屬氧化物作正極材料，添加鈷、錳等金屬，一方面改善電池安全性，同時也大幅地增加電池能量密度，也就是建立當今最廣泛使用正極三元鎳鈷錳（NCM）材料的原型。日本學者吉野彰的貢獻在於，使用石墨碳作為負極材料，取代鋰金屬，更進一步改善電池安全性，並增加電池充放電的壽命。有了這一連串突破性的發展，Sony於1991年正式推出第一顆商品化的鋰離子電池，從此改變世界。Goodenough是位大器晚成的學者。當他大學畢業時，還被徵召到歐洲參與二戰。之後他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固態物理博士，與楊振寧教授是同學，楊教授最近也剛過100歲生日。Goodenough早期在50年代的研究，以過渡金屬磁性氧化物材料為主，應用於磁性記憶元件，包括鐵鈷鎳的各式氧化物。Goodenough是在54歲之後才開始研究電池材料，也因為之前有著無機金屬氧化物的基礎，得以很快地在鋰離子電池的正極材料，做出重大貢獻。在美國大學教授是可以不退休的，Goodenough在90多歲的高齡，依舊活耀於學校的實驗室，並指導學生。他晚期的研究聚焦於全固態電池的開發，也就是用固態材料取代現行的液態電解液。此全固態電池，不僅可以更進一步地增加電池能量密度，電池壽命的延長，同時充電的時間也可以大幅縮短。Goodenough雖然在鋰離子電池上，有著卓越的貢獻，但是終其一生，卻沒有得到任何商業上所衍生的利益。在Goodenough之前，諾貝爾獎最高壽的得主是，獲得2018年物理獎的美國貝爾實驗室 Arthur Ashkin，當年他已經是96歲，因為optical tweezer的發明而獲獎。Ashkin在得獎後，對媒體說他抽不出時間接受採訪，因為他正忙於太陽能的研究。也許就是因為全心投入所喜愛的研究工作，使得這些研究人員得以延年益壽，不知老之將至。 

在Chris Miller所著《晶片戰爭》（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一書中，多次提到Gordon Moore（1929～2023）與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米德教授（Carver Mead）的互動。在1965年，當Moore還在快捷半導體（Fairchild），手繪出從1959～1965年每一矽晶片中電晶體成長數字，總計只有5點數據，並預測未來成長會依照每1.5～2年以1倍的速度增加。Mead教授當時是快捷半導體的顧問，隨即將此稱之為「摩爾定律」（Moore's Law）。Mead曾回憶，當時他正在研究半導體內電子的量子穿隧效應（tunneling effect），在此事後沒多久Moore就問他，穿隧效應要在很小的尺度才會發生，那電晶體可以做到多小的尺寸？Mead花了些功夫答覆此問題。1968年，Mead提出電晶體尺寸微縮理論（scaling），也就是在MOS電晶體的閘極長度微縮同時，每一電晶體所需耗用的功率是與長度成平方的下降，同時電晶體速度卻等比例增加—即電晶體效能是隨著電晶體閘極長度微縮，而呈現3次方的改善。當Mead在學術會議上，報告MOS微縮理論時，並預測未來1個晶片上可以有上億個電晶體存在，並沒有多少人相信Mead的理論。當時認為在這麼小的尺寸下，光是所產生的熱即足以燒毀整個電晶體。事實證明Mead是對的，Moore's Law橫跨超過50年時間，最主要的基石在於尺寸的微縮，而Mead的理論提供Moore's Law的理論基礎。Mead在1970年代初期，即洞悉未來晶片上可以製作出眾多的電晶體，代表將擁有龐大的算力，其也因此建議英特爾（Intel）高層，發展電腦所需的晶片。不過，如何有自動化的IC設計工具，處理日益複雜的電路設計，成為一個關鍵議題，Mead的研究隨即轉向IC設計。Mead於1970年在加州理工學院開設VLSI課程，在課堂上並將學生所設計的各式IC，用統一的光罩，手刻出布局圖，最後完成矽晶圓的製作。這比國內晶片設計中心對學術界的服務，整整早了20年。Mead與Lynn Conway於1979年合著的Introduction to VLSI System，更是IC設計者手中的聖經。Mead在1970年代初期，即投入Si compiler的研究，這是電路模擬及布局圖自動化的濫觴，造就現在EDA工具的產業。Mead更於1979年提出未來半導體產業，會由多數的IC設計公司（fabless），及較少數目的晶圓廠（foundry）所組成。這與同時期張忠謀先生，在德州儀器（TI）內部所提出foundry概念，不謀而合。筆者在美國求學時，即久仰Mead大名。因為筆者的研究題目是化合物半導體的微波高速元件及積體電路，第一個發明出此類元件（1965年出現的GaAs MESFET）的正是Mead。化合物半導體很難成長出優質的氧化層，不像矽晶圓有高品質的二氧化矽，所以化合物半導體只能利用金屬作為閘極，直接接觸到半導體。此接觸（junction）因為材料不同，衍生很多的介面缺陷，因此電子幾乎無法在通道內（channel）運行。Mead很技巧地利用此接觸所產生的空乏區（depletion），來控制電子數量，也由於電子遠離介面，所以能夠自由地運行。至今我們在無線通訊所使用的高頻元件，其運作方式依舊是使用Mead的原創。Mead在2000年後，又回到基礎物理研究，尤其是量子的電動力學及重力理論。Mead似乎可以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來去自如，悠遊自得。Mead於2022年榮獲日本的京都賞，獎金是5,000萬日圓。京都賞是由京瓷（Kyocera）已故創辦人，稻盛和夫於1984年所創立，獎勵全球對於前瞻技術、基礎科學及人文藝術等3個領域有傑出貢獻人士。華裔科學家鄧青雲博士，發明有機發光二極體材料，於2019年獲得京都賞；中國清華大學資訊科學教授姚期智博士，也於2021年獲此殊榮。Mead的學術研究，由基礎的半導體元件，到IC compiler的原創，以至於VLSI設計，對於半導體相關的領域做出重大貢獻，在學術界還無人能出其右。他的洞察力及遠見，更激發整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終究造福大眾。

近期外電及本地媒體大幅報導Tesla宣告將減少電動車中碳化矽（SiC）元件的使用量，並造成了幾家SiC供應商頓時股票大跌，包括Wolfspeed、意法（STM）、安森美（Onsemi）及英飛凌（Infineon）等。接下來隨即即有專家開始討論，Tesla是如何達到減少75%的SiC用量？半導體功率元件跟摩爾定律最大的不同在於，IC每進入一個新的製程節點，面積就會縮小一半，功率元件遠遠做不到。於是就有不同的組合被提出來，包括由原先的平面式（planar）SiC MOS電晶體，改為先進的溝槽式（trench）電晶體；或者因為電動車的電池系統要由400V改為800V，SiC MOS耐壓也要由650V挺進到1200V，由於電流可以減少一半，SiC MOS晶片面積得以等比例減少。但是，再怎麼算也到不了減少75%。最後只得加上馬達所需功率的減少，才勉強可以湊足。可是Tesla同時又宣布，未來馬達設計不使用稀土元素，這使得馬達效率的提升更形困難。Tesla此舉的目的是要降低成本，以建構與其他競爭者的障礙。但不論就使用溝槽式或1200V SiC MOS，的確晶片面積是可以減少，製程卻變複雜，實際成本下降反而有限，再加上這些都是所有競爭對手知道的趨勢，因此這會是個假議題嗎？在提出個人解答之前，筆者想先談一下製造產業的學習曲線。陳良榕先生在友刊的文章中提到，張忠謀在德儀（TI）及台積電，就是利用學習曲線創造出與競爭對手的差距，這在以製造為導向的產業是非常的重要。試想一個資本攤提完成的半導體廠，不僅成本最低，良率最好，同時單位的產出也最多，而新進競爭者，還在學習曲線的初期，是看不到台積電的車尾燈。Tesla現在也是利用所經歷學習曲線的優勢，來創造競爭優勢，而逆變器（inverter）所使用的SiC MOS就是個可以發揮的項目，因為價格不斐。個人的淺見認為，Tesla是使用Si IGBT（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絕緣柵雙極性電晶體）取代SiC MOS，並使用SiC二極體（Schottky diode），作為IGBT所需的飛輪二極體（freewheeling diode；FWD）。電晶體分為兩類，一為雙極性（bipolar），另一為單極性（unipolar），也就是MOS。雙極性電晶體中電流與電壓之間的關係是指數函數（exponential），而MOS電晶體電流與電壓是1～2次方關係。所以雙極性電晶體在輸出電流驅動的能力是大於MOS，但是雙極性電晶體是靠輸入電流來工作，MOS則依靠絕緣柵極的電壓來動作，故雙極性電晶體比較耗電。IGBT的誕生即結合此二者優勢，在輸入端使用絕緣柵極（insulated-gate），而輸出保留高輸出電流的特性（bipolar）。逆變器主要的應用在於將電池的直流電轉換為三相交流電，用以驅動馬達。電晶體在此是作為電路的開關，MOS因為是對稱的元件結構，可以處理逆向流過的電流。但是IGBT的元件結構不對稱，需要額外並聯1個FWD。以SiC二極體作為FWD，可以大幅提升其效率，同時IGBT的高輸出電流能力，也可以提高逆變器的轉換效率。Tesla在Model 3使用SiC MOS之前，也是使用Si IGBT以及Si FWD，現在只需將Si FWD改為SiC。IGBT的缺點在於操作頻率較低，無法高溫操作，且耐壓不如SiC MOS，但這些在現行電動車系統，皆非嚴重問題。由於二極體電流與電壓的關係也是呈指數函數變化，再加上現行Tesla每一相開關是使用2顆SiC MOS並聯，筆者估計在相同輸出電流條件之下，使用SiC二極體的晶片面積，應該可以是 SiC MOS面積的25%。而二極體是製程最簡單的半導體元件，也最便宜，所以在SiC的費用上可以下降到原先的10～15%。只是還須加上個Si IGBT，因此總成本可為原先的30-40%。Tesla擁有別家車廠沒有的學習曲線，要拉大與競爭者的差距，如果筆者是Elon Musk，選擇Si IGBT加上SiC二極體的排列組合，降低SiC整體用量。

科學家們追求真理是亙久不變的道理，因此主宰整個宇宙的上帝，便成為他們心目中真理的極致。然而，追求真理的路途是坎坷及艱辛的，這又讓科學家們深深覺得上帝的不可捉摸，而深受挫折。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大概是最有名以上帝之名，發表評論的科學家。他以「上帝不會擲骰子」，表達對於量子力學哥本哈根學派所主張機率性假說的不認同。「我打賭上帝不會是個左撇子」，出此言的是知名物理學家Wolfgang Pauli，他以提出量子力學中「不相容原理」（exclusive principle），而獲頒諾貝爾獎。這時間點發生在華人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準備以Beta衰變實驗，驗證也是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在1956年所提出的宇稱（parity）不守恆定律。宇稱的意義在於，物質的世界中，經過所謂鏡面反射，其所遵循的物理定律是一樣的，也就是物理定律存在著空間上的對稱性。楊李2位先生的理論說明在弱作用中，也就是粒子的衰變過程中，可以不遵守此守恆定律。吳健雄女士以鈷60的衰變實驗，證實只有左旋的粒子，參與此衰變反應，也證明此不守恆定律的確存在，也就是Pauli賭輸了。可惜的是，當時有好幾個實驗小組同時間進行此實驗，否則吳女士就有機會與楊李共同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說到上帝，最令人樂道的莫過於俗稱「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Higgs）粒子。在1960年代，任教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的Peter Higgs，在研究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時，提出一個機制可以賦予基本粒子的質量；後人就以希格斯場（Higgs Field）稱之，而這個場的量子化所衍生的就是希格斯粒子。從80年代開始，實驗物理學家紛紛提出建造更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找尋希格斯粒子。然而事與願違，尋找希格斯粒子的路途是一波三折，包括加速器的建造。因此實驗物理學家Leo Lederman，也是1988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寫了本科普書，而書名是Goddamn Particle「被上帝詛咒的粒子」，用以說明尋找希格斯粒子的挫折及挑戰。然而出版商覺得此名不妥，書名也隨後更改為「上帝的粒子」。事實上物質無所不在，而構成粒子質量的希格斯場及粒子，也就無所不在，所以被稱為上帝的粒子也不為過。到底，上帝的粒子是如何被詛咒的?首先在美國雷根政府（Presidency of Ronald Reagan）時代，通過超導磁鐵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or Super-collider；SSC），利用質子對撞產生的巨大能量，尋找希格斯粒子蹤跡。這個計畫始於1987年，在美國德州70公尺的地下，開挖圓周長87公里的通道，預期經費是110億美元。很不幸到了柯林頓政府（Presidency of Bill Clinton）時期，國會否決繼續開發此案所需的經費，而將資金挪到建造國際太空站。至今在德州的草原下，仍留下長度超過22公里的地下隧道。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在1989年就已經運作大型電子及正子（Large Electron and Positron；LEP）對撞機，正子就是電子的反粒子。這是個橫跨法國及瑞士邊界，地底下175公尺，圓周長27公里的龐然大物。LEP在初期並不是為發現希格斯粒子所設計，在其所規劃的實驗中，均獲得不錯的結果。實驗物理學家則嘗試增加對撞電子及正子的能量，企圖一舉找到上帝的粒子。就在LEP幾乎達到該粒子的理論能量值時，發現幾個驚鴻一瞥的零星個案，但卻不具有完整的說服力，一步之遙令科學家們扼腕不已。CERN痛定思痛，在2000年時決心拆除LEP，在原址改建為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rdon Collider；LHC），這次是針對尋找希格斯粒子而設計，改採質子對撞。這一改就是10年光陰，以及80億美元的經費。最後終於在2012年7月，經過2組獨立的團隊，分析相關的數據，分別得到足以採信證據，宣布找到希格斯粒子。歷經超過50年努力，無數人力及資金的投入，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為浩大的科學實驗。諾貝爾委員會也隨即將2013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理論提出者Higgs及Francois Englert等2位教授。當時希格斯教授已經84歲了。愛因斯坦曾說「上帝難以捉摸，但並不心懷惡意」（Subtle is the Lord, but malicious He is not），這說明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愛因斯坦晚年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周末時間仍到研究室工作，同仁見到他勸說不必如此地辛勞，愛因斯坦的回答是「上帝禮拜天也沒有休息」。

去年（2022年）底科技界最火紅的話題，莫過於OpenAI所推出的ChatGPT，這是個可以透過文字或對話，與人類直接互動的人工智慧產物。由於我們是無法有效地分辨出所互動的對象是人或機器，達到所謂圖靈驗證（Turing test）的終極要求。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所謂的生成型人工智慧（AI），只要有主題句或初始對話，這已被訓練好的生成型人工智慧，即可寫出一篇文字流暢且具思想的文章，或者與我們侃侃而談。人工智慧的發展及演進已經歷好幾個世代，早已跳脫利用海量資訊，將人類過往的知識及經驗，蛛絲馬跡般地尋找出最適切的解決方案，取而代之的是機器自己的學習，並創造出人類沒有嘗試過的解決方案。生成型人工智慧就是近來備受關注的，其所使用的是自我迴歸（auto-regressive）演算法。程式設計師需要將所欲解決問題的基本規則輸入，包括相關的參數，並設定好最終的目標值。接著電腦就開始不間斷地自我學習（預測）以及檢驗，找出各參數在這個當下時間節點的輸出預測值，並與上一個時間節點的輸入參數做比較（檢驗），如果兩者間有其相關性，則對於下一個時間節點的預測就更有把握及準確。一旦達到所設定的目標值，這個人工智慧的自我訓練就大功告成。DeepMind在幾年前所推出的AlphaZero，在經過4小時的自我學習訓練，隨即打敗所有下西洋棋的電腦程式。自我迴歸演算法，在各參數不斷地預測及檢驗的循環下，需仰賴龐大的計算能力。所幸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已提供所需的運算平台。以使用4奈米技術所製作的最先進高速運算晶片為例，其晶片已內含超過1,000億個電晶體。不久前超微（AMD）在CES 2023會場上，所發表新一代的運算架構，9顆小晶片（chiplet）的堆疊，使電晶體數目更超過1,400億顆。其實說穿了，生成型人工智慧與量子運算是殊途同歸，兩者解決問題所採取的步驟都是類神經網路的架構，在不斷地預測與優化間，找到最適切的解答。不同的是，量子運算乃自然界微觀世界所提供的量子疊加（superposition）與糾纏（entanglement）；人工智慧是人為演算法及半導體算力。自然界產物比較難以捉摸，人為的世界比較可以預測。量子運算的硬體架構經過多年的發展，依然很難決定要往哪一個方向前進，這其中製作量子位元（qubit）相關的技術就包括超導體、離子阱（ion trap）、光子或者電子自旋（spin）。在資源無法集中的情況下，勢必會影響到量子運算達到實際應用的時程表。甚至有專家開始提出，結合超級電腦人工智慧運算的能力，以及量子運算的獨特性，相輔相成共同完成艱鉅問題的解決能力。換言之，當量子運算還不清楚該如何跨出下一步時，生成型人工智慧在演算法不斷地精進，及更龐大運算能力的硬體支持下，已逐漸挑戰到未來量子電腦所擅長的領域。科技的發展很難用以始為終的邏輯來判斷，需要密切關注發展中的每一個環節，並時時做修正。以TFT-LCD顯示器為例，OLED的確有非常好的條件取代TFT-LCD，但是整體發展下來，OLED也僅能在中小尺寸的顯示器有所著墨。反而TFT-LCD採用OLED作為背光源，更壯大TFT-LCD在產業的聲勢。個人淺見認為，量子運算有可能走入OLED的命運，甚至更慘。2022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在量子資訊領域有傑出貢獻的3位學者，一時間有不少的報導認為量子運算已備受肯定，未來商品化的價值指日可待。事實上諾貝爾委員會所表彰的是這三位學者，以實驗證明貝爾不等式（Bell inequalities）的不存在，也間接地指出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不完備。這全然是根源於基礎物理的實證，與未來的應用沒有關聯。諾貝爾委員會曾頒過2次物理獎給量子霍爾效應（quantum Hall effect）相關研究，原先也被認為未來會有應用及商品化的價值，但後來都沒發生。台灣投入不少資源在量子運算的發展上，但如果以未來應用的可行性來審視，人工智慧的發展更應該要有積極的規劃。

4年一次的第22屆世界盃足球賽（下稱世足賽），於2022年底在卡達風光落幕，阿根廷在足球巨星Lionel Messi的帶領下，奪得阿根廷隊史第三座世足賽冠軍，僅次於巴西的5座，以及德國及義大利的4座。此次世足賽除了入圍的32支隊伍的精彩演出外，另一個吸睛的焦點是那顆科技感十足的足球。媒體也大幅地報導在比賽前那顆足球要先充飽電，才能上場。舉凡比賽時，該足球在場內運動的3維軌跡，如座標、速度、角速度及加速度等都會被完整記錄，而且是即時將資料傳送到資料庫及訊號處理器上。在葡萄牙對戰烏拉圭的那場球，葡萄牙大將Cristiano Ronaldo將隊友傳球，用頭錘應聲入網。大家都以為是Ronaldo建功，但事後分析數據顯示球只些許碰觸到Ronaldo的頭髮，該進球最後是判給其隊友。如果讀者還有印象，在1986年阿根廷奪冠的世足賽，八強賽中阿根廷對上英格蘭，Diego Maradona用頭錘進了關鍵一球，以2:1氣走英格蘭。事隔多年後，Maradona承認當時是用左手撥進那顆球，並被稱之為上帝之手（The hand of God）。如果那時就有如此先進的足球，很容易就能夠真相大白了。這顆足球是如何做到有如此的神奇功能？原來足球內含了一個慣性量測單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以及超寬頻無線傳輸系統（ultra wide band；UWB），加起來重量不到15公克。IMU是由三軸陀螺儀及三軸加速器所組成，使用矽基板的微機電技術（MEMS）所製作。矽基板除了是積體電路製作上最關鍵的材料外，矽原子間是以共價鍵作為鍵結，本身也具有非常優異的機械特性。試想一個12吋的晶圓，直徑的長度是30公分，而厚度卻不到0.1公分，在此長度與厚度比值超過300的基板上，頭尾的平整度卻能夠維持在1個原子差距內，可見其機械強度的優越性。因此在1980年代，學術機構開始利用矽基板及半導體的微影製程，製作出各式微機械元件，如微小型的齒輪、軸承，滑桿等。再加上使用的是矽基板，很自然地可以將相關的資訊以電訊號傳送出來，所以統稱為微機電。由於是將力學資訊轉換為電訊號，因此也被稱為感測器（sensor）或傳感器（transducer）。IMU的製作是利用半導體的製程，在矽基板表面先製作出一個感應膜（membrane），其下方是被掏空的，而感應膜是以精巧的懸臂與矽基板相連接。感測膜的設計，可以用來偵測不同方向的直線加速或旋轉的力量，藉由感應膜的位移、偏移或轉動，隨之改變感測器的電阻值或電容值，間接地也得知受力的方向及強度。由於是微小化的感測器，所以才能放置在足球內。UWB與其他無線通訊系統最大的差異，在於其使用的是脈衝式無線電波，就如同雷達般，除了可傳輸數據外，更能夠精準地量測物件的位置，再加上低功耗特性，近來開始使用在感測網路（sensing network）、物聯網（IoT）應用。如果在足球場的周圍架上十幾個UWB的相位天線，一來可以接收由足球所傳來關於球運動軌跡的資訊，另一方面也可以即時精準定位足球；甚至球隊在訓練時，讓每一位球員都戴上UWB發射器，教練就可以完全掌握住每位球員的跑位，以及足球運動方位的資訊。除了IMU及UWB外，此次世足賽也採用表面有微凹結構的足球，如同高爾夫球的表面一樣。由於球在運動時，球的後方會產生一個氣壓較低的區域，形成擾流（turbulence），增加足球阻力，也增加運動的不穩定性。這些表面的微凹結構，能夠有效減少此後方低氣壓的區域，增加球速及穩定性，同時也增加守門員的挑戰，不過這些都是球迷所樂見的。足球是世界上運動人口及球迷最多的運動，也是資源投入最多及市場規模最大的運動項目。現代的科技無所不在，運動市場是科技業很好的合作平台，不僅擁有龐大商機，同時也造福廣大球迷。 

美國一家頗具規模，使用成熟製程的IC設計公司，不久前將原本在中國生產的晶片，轉移到台灣及南韓的晶圓代工廠；但是轉移到台廠，並非是在台灣的工廠生產，而是轉移到台廠位於新加坡的晶圓廠。

任教於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Champion)校區電機系的Nick Holonyak Jr.教授，於2022年9月過世，享壽93歲。Holonyak在半導體光電領域，有著超過半個世紀的傑出貢獻。在LED以及雷射二極體的原創上，更兩度與諾貝爾物理獎插身而過。

國家安全近來在科技強權國家，是一個不可被侵犯的領域，在態勢上也逐漸走上同仇敵愾的群體行為。

長期以來，日本企業對待其員工以終身聘僱為職志，在此前提下也要求員工對公司永遠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