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LCD市場已經趨於飽和，又受制於中國面板廠的擴張壓力，台廠積極往車用商機布局，根據DIGITIMES Research調查，2022年全球車用面板的總量已達1.89億片，需求仍會穩定成長。但廠商所見略同，沒有人想啃硬骨頭，那麼如何在車用商機中找到立足點，甚至布建健康的產業生態系，避免價格上的過度競爭呢？根據DIGITIMES Research分析師楊仁杰報告，車用面板大致區分為中控台、儀表板、後照鏡、抬頭顯示器與（HUD）其他五大類。中控台幾乎應用在每一輛汽車上，2022年因為歐洲車廠出貨不順，全球出貨量從2021年的9,680萬片，略減為9,530萬片。中高階汽車都幾乎以面板取代傳統的儀表板，因此2022全年也有6,570萬片。這兩個車用面板的主力市場，比較需要關注的是新的面板解決方案，例如儀表板、中控板是否會三合一，整合成為一片大尺寸的面板，親民車款的主流需求是否會從7吋面板擴大到9吋規格，而Micro LED面板何時開始量產，並逐漸替代傳統的LCD面板呢？日廠豐田（Toyota）與日產（Nissan）的主流車種，都將中控面板升級到9吋，儀表板也會逐步電子化。但更勁爆的是各種規格在車廠走出傳統供應鏈，供應商推薦的新規格不斷出現，以3片12.3吋面板並列在前座，甚至30.4吋的長型儀表板，搭配副駕駛座22吋儀表板的解決方案也被推上檯面。2022年HUD僅有650萬片的商機，但預期2023年將會有顯著的成長，全球市場將擴張到929萬片，從2022~2027年間的年均成長率可達17.5%。在諸多車廠中，福斯汽車（Volkswagen）已經在2020年推出AR HUD概念車，亮度雖然不如DLP的技術，但虛像距離、視野都獲得明顯的改善。LCD面板成為HUD的選項，也有助於台灣面板廠擴張新商機。至於後照鏡面板的需求，目前仍以大型車輛為主，一年僅有260萬片的商機，DIGITIMES估計，在Level 3全面普及之前，後照鏡仍不會被取代。整體而言，中控面板的全球需求將在2023年突破1億片，其中9吋以上的面板滲透率將過半。至於儀表板面板的需求，將在智慧式座艙普及後慢慢走進大尺寸的時代。至於HUD與後照鏡的面板需求，目前仍屬於緩慢成長的利基型需求。到2027年為止，TFT LCD面板仍是主流面板，AMOLED與Micro LED雖然慢慢看到商機，但數量有限，台廠應關注如何在傳統面板上，附加新的價值，系統整合的能力將會是下一個重要的挑戰。展望未來，中系面板廠商在車用商機上緊守中國市場，而在中國從清零到大解封的過程中，國際知名車廠陸續調整汽車供應鏈過於仰賴中國的結構，台廠在新的時代會有新的商機，如何挑戰高階商機是一大課題，只是台灣在AMOLED等新技術上過於保守，專攻、深化LCD面板商機之外，並無太多的選擇。

2022年平板電腦使用OLED面板的比重是6.2%，2023年比例會增加，還是減少呢？DIGITIMES Research研究員許純嘉簡報告知，2023年的比重將會略降為5.2%，而使用傳統LCD面板的比重將是94.5%。這是市場需求導致，還是供應鏈的影響呢？根據DIGITIMES Research調查，全球平板電腦的銷售量，從2020年的1.54億台，減少到2021年的1.4億台，以及2022年、2023年的1.37億台。市場需求平緩，導致廠商在控制成本上更為謹慎，當高單價商品不易突破時，降低成本反倒成為關鍵性的考量。所以新技術投資如何最佳化，是經營者最大的挑戰，台灣並未真正投資OLED面板，走的是系統加值的路線，在車用商機浮現時，也有一定的道理，我還記得半導體業的前輩楊丁元曾說，太早的創新會是種懲罰！其次，在平板電腦的品牌商中，除蘋果（Apple）之外，其餘的主力大廠集中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與華為、聯想。為了拉抬平板買氣、創造附加價值，蘋果從2021年起試著帶動Mini LED產品商業化，最顯著案例導入是12.9吋的平板電腦（iPad Pro）與MacBook Pro。台灣顯示驅動IC（DDI）設計業者也積極投入，並已陸續於2022年量產各種方案，希望能把MBLU（Mini LED backlight module）效能更加提升，讓Mini LED在IT產品（包含Tablet/NB/Monitor）的滲透率大幅提高。2022年三星、聯想、華為都嘗試提高OLED面板的比重，其中三星平板OLED面板比重是20.5%，華為是15.7%，而聯想則是11.1%，顯示品牌上並不迷信新規格、新產品的效益，這在IT終端產品中，是極少數的例子。表面上，品牌業者並非台商大廠，但背後零件供應鏈都是台商的生產體系。長期而言，如果OLED滲透率提高， 表示背光模組需求降低，供應鏈相關廠商會有負面的影響。因此Mini LED的商轉/落地與滲透率，甚至不久的將來，Micro LED的商轉都會是平板供應鏈關心的話題。

2007年iPhone出現以前，個人電腦是創造數據的主力，之後的智慧型手機將市場延伸到庶民百姓，而現在大家想像的是電動車與車聯網可能帶來的商機，這將會是第三台的行動電腦。那麼驅動第四台行動電腦的關鍵應用從何而來？有人告訴我「衛星通信」會是10年、20年後的關鍵力量，那時6G無所不在，山巔水涯也不是障礙，無線基地台不再是唯一的依賴，那麼由半導體驅動的新商機，應用到高頻、高功率的技術需求，無論是應用面或產業面，既是商機也是危機。此外，我們必須用「時程」的觀念來因應產業的變遷，長期而言，氮化鎵（GaN）必然影響衛星通信與手機的應用。未來5年內，GaN元件運用仍以基地台與軍事用途為主，中低軌道衛星應用則在5~10年內慢慢看到雛形。台灣就算無法參與基本規格的訂定，但這些未來商機，可能出現高度差異化的應用結構，台商從晶圓製造、IC設計，到終端設備的生產製造都有尚待發掘的商機。從大趨勢看，無論電動車、人工智慧或軌道衛星等新興領域，中國知道這是國家生存的命脈，必然會善用各種資源，不計成本地打通任督二脈。加上中國市場的多元結構，地方政府「嚐鮮」的習性，都有助於新興科技在中國落腳生根。以電動車為例，中國電動車之所以能在全球佔有一半的比重，與中國領先推動電動車產業息息相關，而中國市場中，除與物聯網產業連結的商機之外，又推演出城市用的低階電動車與長程、國際規格的電動車。各種價位區間，甚至連結到電動巴士的產業鏈，讓全球仰賴中國供應鏈的同時，也有很多疑慮。新商機形成的模式可以出現在電動車，當然也會出現在軌道衛星、元宇宙、區塊鏈、虛擬貨幣等各種新興領域。特別是中國具有優勢的維穩、監控、資安領域，中國在國家政策與戰略指導之下領先全球，我也一點都不意外。對台灣廠商而言，正面思考的人認為商機無所不在；負面思考的人，認為紅色供應鏈崛起，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在美國高喊重新掌握供應鏈時，制衡中國的力量也給了台廠轉圜空間，商機與危機，存乎一心而已。

媒體如何訂定新聞方針，有爭議的新聞到底誰說了算？傳統的新聞教育告訴記者要有正義感，要充分發揮監督社會的第四權，至於報社管理團隊如何訂定編輯與新聞方針，似乎不曾聽過，甚至感受到經營管理階層可能更在意「政治風向」與「網路流量」。在具爭議的新聞方針下，加上網路平台、自媒體的干擾，生存已經是媒體老闆在新聞取材與編輯方針背後說不出口的難題。類似電子時報這種產經媒體，只要堅持專業，就可以在政治風向上可以相對容易因應。至於網路流量，由於電子時報屬於封閉、收費型網站，網路流量固然重要，但不必譁眾取寵，有時流量不高的專業新聞，反倒在資料庫查詢時有更高的價值。例如，低軌道衛星、車用半導體的技術規格與市場趨勢分析，對現在多數的讀者而言價值不高，但對於企劃、管理人員掌握未來趨勢，卻可能是重點工作。除此之外，針對國內外大企業，我們有無喜惡，或者應該給記者一個適當的指引。年底之前，我召集了報社內的記者，重申電子時報的新聞方針，也對新聞取材的優先順位有一定的承諾。不涉入股市，是電子時報最重要的新聞方針之一，我認為股市新聞容易有爭議，加上股市新聞多數只有一天，甚至因為網路而壽命更短。電子時報以資料庫取勝，股市新聞非我們所長，與其可有可無，不如專注自己擅長的領域，這也是電子時報擁有龐大研究團隊的源頭。有了嚴謹判讀的數據支撐，新聞的速度與深度在電子時報深化交融，成為這幾年快速成長，並與其他媒體不同之處。展望2023年，我們還會持續投資，並且深信分散型生產體系，以及電動車、物聯網都將給產業帶來新的面貌，專業資訊的需求，不會在景氣走跌時就停滯不動。針對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是友，還是敵？我們是專業媒體，公平對待是原則；吵得不可開交的半導體「去台化」，我以專業的角度說這是假議題，相信半導體業界會在地緣政治的多重考量下做出適當回應，我們是提供資料的「刑警」，不是判定是非的「法官」。至於鴻海的「MIH」，祝福鴻海善用台灣的生產優勢，取得更好的制高點，鴻海在全世界的成功，將會是台灣其他製造廠的參考範例。台灣ICT產業的新布局、戰略能否產生實效，有很多的變數，我們不斷地追蹤、提供差異化的資料，善盡新媒體的職責。專業的新聞細節，記者說了算，因為他們在第一線，必須尊重記者的判斷。但經營原則應由經營團隊負責，我們公平對待每一家公司、正面思考產業的價值，不打空包彈，不無病呻吟，不會光寫讚美企業的故事，不濫發獎牌，不做難以量化分析的調查。現在很多專訪除了受訪者自嗨之外，已經沒人相信了，這是媒體的黑暗時代，我們也不該在土石流上，倒進更多的垃圾！

《勇敘時光》節目我邀好友丁菱娟，分享她的人生經驗。丁菱娟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發掘自己獨特的優勢，第二個階段創業，現在進入第三個人生，她想做什麼呢？1980年代中期，台灣電腦業剛剛起飛時，丁菱娟投入宏碁門下，從產品展示、行銷企劃樣樣都做，學會在科技業生存的基本技巧，也感恩上市的宏碁給了她第一桶金。之後加入精英電腦，做的也是企劃工作。1992年時，拿著僅有的積蓄去唸書，不為別的，就為了圓一個夢。返台之後，決定以自己的專長創業。她是台灣第一家科技公關顧問公司的創辦人，她知道跨國公司的需求，而傳統的公關公司對於科技業的理解不足，這是她的機會，也符合她的專長。之後，奧美公關基於擴張台灣科技領域市場影響力，購併丁菱娟創辦的「二十一世紀公關顧問公司」，改名「世紀奧美公關顧問公司」，她在擔任幾年董事長後功成身退。已經擁有豐富人脈與經驗的丁菱娟，選擇AAMA等公益服務事業之外，又創辦了「影響力品牌學院」，專門針對台灣的中小企業傳遞公關專業知識，並分享創業心得。錄影之前，我傳了個短訊給他，我說我們兩人有30年的交情，如果唇槍舌戰，容易針鋒相對，不如正面思考，談談對方的優點。我說，「氣度」、「美麗」、「裝笨」是丁菱娟的三個優點。好友們都叫丁菱娟是「丁丁」，丁丁從不與人計較，是朋友圈子裡的開心果，怎麼嘲弄她都可以，只要在最後說：「妳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她就會盡釋前嫌，不會記仇。好人緣是公關事業最重要的成功關鍵因素，她做到了，而且是在大家都沒注意的時候，成為第一家橫跨科技與公關領域的成功創業家。事後觀察，丁菱娟「裝笨」的本事，也是她成功的關鍵之一。犀利，聰明外露容易招嫉，這是公關事業的大忌。對於未來，我們都明白，時代的幸運兒就像中了樂透的人一樣，面對社會要正面思考，商機來自多變的時代與技術背景，每一次都是挑戰，但每一次變革也都是機會。年輕人不用自怨自艾，時代不同，機會也不同，各自善用自己的專長，自然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間。

人類透過理性的辯證，建構一個相互約束的國際秩序與公平交易法則來避免低層次的鬥毆，甚至戰爭，但這個功效時好時壞。知識、資訊要有用，總是要在文化與歷史的框架中取得論證過的理解。數位世界的人們缺乏耐心，智慧的價值來自認同，而不是內省。理性是最重要的元素，過去歷史、語文、距離都會限制我們的想像空間，但現在有了網路與人工智慧，人與智慧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我們必須對未來世界抱持樂觀的態度。圖靈之後專業用途的人工智慧在學習人類經驗的過程中更有效。例如，將人工智慧用在自駕車、智慧工廠的機器手臂或者無人機上，成為無人機的副駕駛或正駕駛，在高速公路並不複雜的車況中，替我們執行長途駕駛的工作，可能比人類更安全。然而人文素養越高的人，對文化的敏感度越高，因此自動翻譯的經驗，可能是美好的效率與文化交流，但也可能是模仿政府、刻意導引風向的網軍，真假虛實之間出現很多爭議。民主國家可能要面對極權國家集合全國之力發展監控系統、國防戰力的威脅。至此，我們不得不重新定義人類與人工智慧之間的關係。人工智慧到底是伙伴，還是可以全權處理、判斷、分配資源的代理人？人類要的是效率，還是自己的尊嚴？從工業時代以後，「效率」一直是我們生活上的誘惑，甚至是難以避免的誘惑，人的「尊嚴」則生存在隱諱幽暗的角落。直到近代我們才有福利保險的觀念，藉以保障弱勢，建構人類社會最恰當的互動關係。但這些關係顯然因為人工智慧必須面對新的挑戰，從個人的體驗，大到國家安全、競爭力的對比，我們確實面對一個從文藝復興以來，一次新的啟蒙運動。好的作者總是可以啟迪心靈，改善思考的方法，而不是鉅細靡遺的告訴你每件事的細節，又缺乏說服力的論述。理解人工智慧與每平方毫米有幾個電晶體一樣的困難，但我們卻必須找到解讀這些尖端科技的奧妙之處，並提出對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中國的半導體能否彎道超車呢，也許能與美國競爭的人工智慧是解決方案，那麼台灣的人工智慧發展模式，是要專注「專業領域」的人工智慧，還是「通用型人工智慧」。從傳統的觀念來看，「通用」好像比較沒用，要追逐特定領域專家的能力，其實在人工智慧的應用上反倒比較容易，「通用」的困難在於過去學習經驗有限。其次，如何發展出便宜有效的運算能力，也是另一瓶頸，如果十年之內，數據運算用掉我們20%的能源電力時，在能源有限、溫室效應的壓力下，我們將會面對很大的困難。防守型　vs. 攻擊型人工智慧無所不在，也跳脫傳統的框架，我完全贊同台灣應該有個數位發展部，但這屬於「防守型」的系統，與經濟部外向發展「攻擊型」的產業結構截然不同。當人工智慧出現軍民兩用時，越先進的數位社會，就可能出現更多的漏洞，管理這些漏洞的人需要有更宏觀的眼界，在制訂管理規範時不會有太大的失誤。至於「攻擊型」的科技產業發展目標，更是台灣生存與差異化的命脈，看起來很笨，但實際上卻無可替代。 

人類嘗試以電腦取代人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直到最近幾年，在網路平台的支撐下，大數據、機器學習、專用/泛用人工智慧（AI）概念趨於成熟，AI不再遙不可及，甚至是很多國家戰略型的發展計畫。但成功的人工智慧新創案例，多數來自美中兩國，對於台灣這樣的國家及使用者觀念下，如何正確地認識AI，反倒成為一個新的課題。如果把人工智慧當成搜尋資料的工具，那就太偏頗、狹隘了，《AI世代與我們的未來》這本書，從神學、文藝復興、現代科學一脈相承積累的哲學思考能力做出最恰當的解釋，並引領我們面對未來的世界。從神學到文藝復興走向AI之路在一神教的教義之下，大家都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神的旨意，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不該脫離神的教誨。但經過文藝復興的階段，大航海時代開拓了歐洲人的視野，知道東方的中國、拉丁美洲各自存在不同的宗教、價值觀。過去以神學為核心的思考體系受到挑戰，但那也只是歷史上人類進化、演化的過程而已。新教徒從科學的論證鼓勵獨立思考，但世間萬物仍然受到本身條件的限制，例如檢測設備在不同的溫度、精確度底下，仍會有偏離或使用者本身知識的極限，讓我們在追求真理時，仍會面臨很大的侷限。這本書告訴我們，人工智慧經過學習之後，可以跳脫時間、歷史經驗，提供最好的驗證，這也讓我想到元宇宙等更多相關技術的進化，將帶給人類的衝擊。在伯拉圖的《理想國》中，將知識視為核心，但也把人類當成關在山洞裡的囚犯，看到一點點岩璧上投射出的陽光，以為那就是真理。人類不瞭解的，都是神的領域，先認識上帝，再認識世界，人類必須透過神才能理解世界。但在中古時期，人們透過神職人員才能解讀神的旨意，違背神職人員就是違背神，甚至會遭遇被懲罰或迫害的下場。但印刷術的發明改變了這件事，神的旨意不再需要經過神職人員，很多人在自己專精的領域都具備挑戰神職人員的能力。從此獨立思考、專業知識變成很多人追求的目標，而透過詩歌、美術、建築等不同的媒介，表達自己的哲學觀點成為顯學，人文主義成為這個時代新的指導原則。培養社會大眾的閱讀、學習的精神，都是這個時代背景的產物，地理、生物的探索，也成為許多人追求的目標。這個階段，人類在科學、數學等很多領域都有驚人的發現，但也面對「哲學」思考能力的極限，所有的靈魂面對問題要有辨識、思考的能力，一個想法連結下一個想法，相互印證才能找到接近真理的事實，這就是學習。真相不是來自物質的堆積，而是心靈的感知，理性最艱難的任務就是認識自我。我們無法精確地掌握每件事的真偽，也難以在變動性的環境中掌握最佳時機。在最短的時間，繁多的資訊中，找出思考的脈絡與捷徑，而這可能是人工智慧最大的價值。透過人工智慧取得最大的感知能力，新的時代、新的工具上場了，我們不可對人工智慧一無所知！

聽說近30年台灣最賺錢的媒體，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2008年金融海嘯以前的週刊雜誌。但我認為金融海嘯不見得是分水嶺，而是智慧型手機的問世才是改變媒體生態的關鍵。聽說當時最賺錢的週刊一年可以賺到新台幣3億~4億元，發行量動輒10萬~12萬份的雜誌，續訂率超過8成，加上企業忙著上市、募資，會寫故事的媒體，搶得到發行量就是獲利的保證，印週刊跟印鈔票差不多，這是一位媒體業前輩告訴我的故事！但經過十幾年的演化，智慧型手機出現以後，雙向的數據流通模式改變了我們的閱讀、視聽行為，媒體開始必須付費給社群通路，否則極少讀者會到媒體網站閱讀資料，更多網紅、企業經營的自媒體也分流很多讀者。如果內容大同小異，如何期待讀者、觀眾把關注度放在傳統紙媒上呢？此外，傳統紙本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網路的威脅，紙張、人事、發行費用暴漲，印一本賠一本，反倒成為媒體業極大的挑戰。創業之初，正好是週刊的黃金時代，我知道玩不過媒體業的前輩，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找到獨特的商機。從第一年開始，我們就將所有的資料數據化，結合新聞的速度與研究報告的深度，打造一個不同的資料庫，並且透過會員服務機制，長期服務電子業的客戶。深度、長期的耕耘，DIGITIMES的客戶已經擴張到金融與校園、研究機構，我們比一般會員客戶更瞭解產業資訊的服務模式，在電子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現在就算不用印鈔機也能印出「少許」的鈔票。很多人問我，電子時報發行量多少？我說這個重要嗎？如果傳統的發行收入不到整個公司營收的3%，您覺得DIGITIMES還算是媒體業嗎？我常說電子時報是「產業講義」，我追求的不是發行量，而是專業。高所得、高教育水平讀者每天5~10分鐘瀏覽一下，大致知道產業變化便可，需要專業資訊時，到我們的網站找。我們的工作是讓大家很容易自己找，提供可以下載的研究報告。我們是封閉型、收費網站，網頁流量都是獨有的，這是Google與Facebook之外的網路淨土，不僅可以創造網路行銷收入，甚至可以細膩分辨讀者比較專注半導體，還是在探索車用電子的商機？這些學有專長的讀者，同時也對特定的科技保持關心。例如，關注低軌道衛星、東協南亞的工廠、伺服器長短料，或者車用半導體商機的讀者，也會成為我們這類型專業研討會最穩定的聽眾來源。DIGITIMES一年能舉辦很多場專業研討會，關鍵在於我們的讀者是「兼具專業與多元」的雙重特性。他們關注整個電子業的發展，但也對於未來專業技術的演化非常關切。公司賺錢重要嗎？當然重要，因為這樣才能以優渥的薪資，找到最好的員工。我們的營收佔電子業比重微不足道，也沒有人在意，但台灣電子業是我們成長的基礎，所以我也說，「台灣電子業的繁榮是DIGITIMES員工的共同責任」。

在MOD上經常可以看到兩部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影集，一部是《日出之食》，另一部是《航拍中國》。《日出之食》介紹的是中國各地的早餐美食，而《航拍中國》是以中國各省為單位，透過空拍機抓取最美麗的鳥瞰景色。黃河出海口是個泥灘地，尋常人難以接近，而遼河出海口的蘆葦蕩，人跡罕至，也是許多候鳥的棲息地，更因為土地酸鹼值不同而形成紅沼澤。紅色的沼澤將大地染了個絳紅，這裡屬於遼寧營口，而營口也是我國中歷史老師的故鄉，他老了，是落葉歸根，還是以台灣這個異鄉為家鄉呢？《日出之食》從北京人炒肝、豆汁，山東人的油條、包子，談到雲南人的米線、河北人的驢肉火燒。中國人愛吃，吃過早餐後渾身舒暢的感覺大致一樣，但這個節目的製作，從用詞遣字就已經感覺到不是隨興粗製濫造的作品。至於《航拍中國》從大興安嶺拍到黑龍江出海口，這裡是大米的產地，也讓我們從湖南的張家界、鳳凰古城之外，一覽八百里洞庭。我曾從長沙往北到岳陽看洞庭湖，然後往西到張家界、鳳凰古城，再搭車前往永州、桂林，回程路過衡陽，知道那兒有座落雁峰，聽說北方來的雁鴉到這裡就不往南飛了。這是我從劉兆玄的武俠小說《王道劍》中看到的，而這裡也是龍應台父親的故鄉，離毛澤東出生的韶山衝不遠。我走過中國上百個城市，也讀過很多描述新舊中國的書，但從書裡領略內容，自己走過，再利用空拍機回顧一次，確實是個不錯的經驗。湖南稱為瀟湘大地，60%的湖南人就活在瀟水、湘江流域上，台灣人對於這裡發生過的戰爭，或者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湘軍又有多少理解呢？如果落腳北京，我會穿越燕山，往壩上草原的方向去看看內蒙的草原，然後在大同看看1,500多年的雲崗石窟，想像2,000多年前漢高祖被匈奴圍困於平城白登山的故事場景。沿著黃土高原邊上再往來南是雁門關、太原、平遙古城、祁縣的喬家大院。沒去過北方，沒看過黃土高原，不會知道陝北為何養出了蘇維埃政權。在中國旅行時，印象最深刻的是藏區的稻城亞丁。那兒海拔超過4,000米，最高點的卡子拉山高達4,716米，那是我最接近上帝的一次高山經驗。這兩部影集，沒有太多統戰的語彙，倒是製作單位遊戲於中國文字之美，在帶領觀眾穿梭美景時也多了不少樂趣。市場不夠大，台灣的製作單位出不了好價錢、高成本，讓人嘗試更高難度、更精美的影片。如果台灣要拍出這樣的影片，能找到好題材嗎？不難；也許是水果、蔬菜，山巔水涯的精品農作，也許是各地市場裡的隱藏版美食，但好的題材不可能用將就的成本，要求製作單位做出好節目。台灣不缺錢，缺的是花錢的智慧，我們願意花點錢，還是存起來，或者發給老百姓更多的消費券呢？

大家都在談PR的時候，新聞作業深受企業運作的干擾，組織化的網軍、自媒體，改變了媒體的生態，各種似是而非，被人工智慧調校過的新聞，或者來自民主國家與極權政府的內容、屬性也有很大的差異。人文素養成為分辨是非的基礎，但我們怎能期待社會上每個人都能格物致知，明辨是非呢？新聞很多是假的，刻意操作的，傳統上我們基於新聞自由的原則不能干涉，但我深信長期經營品牌、品質的媒體，終究有一天會成為獨立於網路平台之外的強大力量。歐美頂尖的媒體機構已經能以全球市場為基礎，布局長期收費的機制，但中小型的國家該如何因應呢？一旦媒體市場被網路平台控制，缺衣少糧的媒體還能存活嗎？願意以媒體為志業的年輕人，還有機會挑戰第四權的制高點，成為影響社會的關鍵力量嗎？一旦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沒有自主能力的媒體，將會是另一個國安問題。我曾經讀過一本小說，場景描述的是1920年代的湖南鄉下，民不聊生的社會底層群眾，組織了一個攻打縣城的隊伍。從人數規模、使用的武器、官方應對的方案，可以想像100年前的中國是如何不堪，這只是民眾在面對旱澇時，為了求生存而不擇手段的場景，讓我想到官逼民反的現實。《花園口》這本小說與《1942》這部電影，描述的都是河南人在中日戰爭時的困境。《花園口》講述日軍侵華時，國軍部隊為了延緩日軍搶攻武漢（中國工業中心）的時機，決定在鄭州附近的花園口炸堤，讓黃河水成為阻撓日軍機械化部隊進襲的時機。這個舉措確實有效，但卻是上百萬河南百姓用性命換來的。在《1942》電影中，老牌演員陳寶國飾演的地主，好不容易用獨輪車推著積攢的糧食要到陝西避難，但一路上他與覬覦糧食的飢民如何爾虞我詐，也成為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記憶。我還記得有一幕是為了搶糧食，有人被倒栽蔥送進了熱鍋裡。人如螻蟻是戰爭中常見的影像，我們想盡辦法希望用各種規範規避戰爭，但顯然成效時好時壞！最近中國還有部《縣委大院》的連續劇正在熱播中，我沒有追劇的習慣，但這部連續劇前幾集，描述中國基層政府如何面對動遷、地方政府如何開會、書記與縣長的相對地位等都有明確的影像，所以我說這些都是真的。至於共產黨的地方領導們如何領導群眾，《縣委大院》裡的故事真真假假，在中國，共產黨說了算，那就請大家各自評論吧！